荣宝斋四幅大画的命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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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米景扬《荣宝瑰梦》来源:荣宝斋
1973年,荣宝斋旧营业部因破旧而拆建。当年冬天,新门市部就落成了。新建筑是一座800平米的长方形大厅,这么空旷的大厅陈列商品显得有些太直露,因此领导决定制作两个屏风把大厅隔成三段,以便商品分类陈列。大屏风的每一面,都拟请一位著名国画家画一幅丈二匹的大画。当时我们请来了王雪涛、李苦禅、董寿平和刘继卣四位大家。
四位老先生热情支持并立即行动起来,各自准备自己最拿手的题材,精心绘制。不久,四幅大画就创作完成了。王雪涛画的是《双色牡丹图》(原题《千娇百态》,李苦禅画的是《五鹰图》,董寿平画的是《松瀑图》,刘继卣画的是《群鹿图》(原题《新茸》)。
现在有些人喜欢大幅的画儿,动辄4尺、6尺、8尺、丈二,以为越大越好。其实,过去的老画家们很少作大画。70年代北京的宾馆、饭庄很少,大饭店不超过十家,也很少有陈列大画的地方。
那时,画家都在家里作画,一般画家住房都较小,条件也差。王雪涛先生为了画这张丈二匹的大画,特地在画案旁接了一张桌子——纸总算摆开了,但桌子也堵到了屋门口,老先生和家里人出出进进,都要从接出的桌子底下钻来钻去。这幅《双色牡丹图》(是王雪老一生画牡丹最大的一幅。前部用朱砂画花,后部用洋红画花,异常珍贵)画了三天,全家人就从桌子底下钻出钻进三天。其他三位老画家创作的另外三幅大画,其艰难程度也是可想而知了。
尽管条件很差,但他们创作态度一点儿不马虎,四张作品没有一张不精彩的。四位老先生对艺术严谨认真的精神,回想起来实在令人钦佩。四幅大画画好了。但当时正值“文革”,“大批判”还在不断“深入”。我们左研究,右研究,还是不敢将画贸然挂出去。这时候,香港“集古斋”画廊的经理来了,他把四幅大画全部买走了,于是我们心里总觉得对不住四位老先生。
然而,事情往往让我们始料不及。不久,社会上又冒出了一个“批黑画”的高潮,莫名其妙地把苦禅老和董老的作品列人了“黑画”名单,勒令必须将画追回。这样《五鹰图》和《松瀑图》又被退回到荣宝斋,两位画家也被扣上了“黑画家”的罪名,遭到“批判”。
改革开放以后,《五鹰图》和《松瀑图》得到平反,并多年陈列于荣宝斋大堂的迎面,赢得无数赞赏的目光,为荣宝斋增光添彩。
李苦禅《松鹰图》
流落香港的另两幅大画命运如何呢?20世纪90年代初,有一次我到香港中环摆衣街上的“陆羽茶室”去吃饭,一上楼梯,便发现二楼迎面挂着的正是王雪涛先生丈二匹大画《双色牡丹图》。“陆羽茶室”是一个文化餐馆,三层营业厅堂都挂着张大千、溥心畬等名家书画原件,《双色牡丹图》高挂于此,也是个很好的结局。但十多年没见它了,颇令人产生沧桑之感。
唯刘继卣的《群鹿图》(画的是八只大鹿)多年不见踪影。直至1997年,中国嘉德拍卖公司终于征集到此画。原来这幅大画当年由香港辗转流至新加坡,嘉德拍卖公司时任副总经理的甘学军告诉我说,是他“从新加坡扛回来的”。这幅大画历经二十多个春秋,终于又回到北京,参加了当年的秋季拍卖会。当我看到这幅大画,回想起二十多年前的情景,不禁感慨万端。这次拍卖会上,刘继卣先生这幅《群鹿图》以16万元的价格落槌,近十年后的今天再看这一拍价,也使人嘘唏不已。刘继卣的《群鹿图》是刘先生生前所画最大之作,现藏于邯郸收藏家郭红先生处。
刘继卣《新茸》
李苦禅《松鹰图》与董寿平《松瀑图》后来也进入了艺术品市场。现藏大连“玥宝斋”。
有人认为,物和人一样,其命运往往是不可预知的。但我以为只要国运昌盛,真正的艺术佳作终究是会安得其所的。
注:刘继卣大画《新茸横幅》在北京翰海2005.6.18春季拍卖会1,210,000元成交,也是刘先生拍卖作品中最早突破百万的作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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